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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景泰江西状元首辅陈循有后人在赤壁

明代景泰江西状元首辅陈循有后人在赤壁

<div>   赤壁人都称江西人为老表,元朝末年,湖广地区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以及朱元璋厮杀拉锯的主要战场,由于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田畴荒芜,当地居民已经寥寥无几,人口随农民逃荒外省和大量死亡而急剧减少,然而江西当时是中国第二大人口省,为了平衡人口,朝廷并允许移民“插标占地”,如同美国西部大开发,奏响了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明朝后期,江西等省移民仍在源源不断地迁进两湖,虽然不似洪武年间猛烈,但因时间长,总量也十分可观。这些移民主要是为了在经济上寻求发展,以为两湖荒地可随意圈占开垦,有的因苦于江西等地赋重,两湖比之要轻而且逃税机会多才决定西迁。据推算,两湖人口中有60—70%是江西移民的后代。“居楚之家,多豫章(指江西)籍”。所以,民间以“江西”来代称移民的来源,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了。</div><div>      在赤壁市很多人家都有家谱证明祖上是来自江西,据万历《吉安府志》记载,庐陵“城市人物繁多”。海瑞的《兴国县八议》也说:“吉安、南昌等府之民,肩摩扶接”海瑞《兴国县八议》亦说:吉安、南昌等府之民,由于“地不能使之尽农,贸易不能使之尽商”,因此“比比游食他省”。</div><div>      陈循(1385—1464),明朝第一个在北京中状元的人,是明朝第十二个状元,前十一个是在南京中的。他是江西吉安泰和人,也是泰和继首辅杨士奇之后,泰和出的第二个首辅,被称之为“状元首辅”。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正统中,累进户部右侍郎。景泰中,进华盖殿大学士。尝集古帝王行事,名勤政要典,上之。英宗复辟,谪戍铁岭。石亨败后,循上疏自讼,释为民。循著有芳洲集十卷,与东行百咏集句,均《四库总目》行于世。1449年—1457年任内阁首辅,卒于明英宗天顺年间。</div><div>     赤壁有一木刻匾,上面反刻“钦命仕致少保户部尚书华盖殿东阁大学士陈  月  日  谨封”。此匾应该是抄家的封条模版,查询明代官职名,华盖殿之名应该是在洪武到嘉靖初。这些职位符合的人是陈循。他在景泰元年(1450)升为首辅,景泰二年(1451)升为少保太子太傅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华盖殿大学士,也就是加了更多官职的首辅,其权利相当于宰相。没有想到“江西填湖广”竟然波及到这位大人物的后人,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悄悄的走进了赤壁,成了正宗的赤壁人。</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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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大学士的排名及首辅的确定

<div><br></div><div>甄鹏 </div><div><br></div><div>摘要:大学士是明代的核心官职。学界对大学士的排名规则以及首辅的确定缺乏深入研究。文章认为明代大学士拥有宰相的核心特征,具有宰相之实。大学士的排名遵从四个规则:排位首看加官;加官同,看殿阁;官职同,看任职先后;同时任命,看列名先后。根据这些规则,总结出了仁宗以后历任首辅名单。明代大学士排名之严格,是前代以及随后的清朝所没有的。明朝的内阁与首辅制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div><div>关键词:大学士;首辅;内阁;宰相</div><div>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div><div><br></div><div>大学士是明代的核心官职。学界对此官职的研究众多,然而对明代大学士的排名规则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查阅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未检索到对明代大学士排名规则有具体研究的文献;检阅相关学术著作,也未找到具体研究此问题的内容。</div><div>学人对清代大学士的排名有一定研究,例如刘洋的《清朝大学士班次问题初探》[1]。清代的大学士受到军机大臣的挑战,作用大大不如前代;而且,清代官场的民族因素突出,排名规则具有特殊性。相对而言,明代的大学士更重要,排名规律更具普遍性。</div><div>明清时的大学士与唐宋时的翰林学士有重要的传承关系。翰林学士的首长是承旨,也就是说翰林学士的首长是任命制,谁担任承旨谁就是。明代的内阁首辅不是官职,它是排名最高的大学士。《明史》云:“以位次居首。” [2](卷253,张至发传)大学士的排名关系到首辅的确定。</div><div>本文以《明史》中的《宰辅年表》[2](卷109、110,宰辅年表一、二)为主要研究对象。注意到其中存在错误,学界已有人进行了订正,例如胡丹的《〈明史·宰辅年表〉校正〉》[3]。本研究结合《明史》其它内容、《明实录》等进行了校勘。</div><div>一、大学士是真宰相</div><div>皇帝在宰相的辅助下行使国家的最高决策权,是封建社会的普遍规律。朱元璋废除了丞相这一官职,却废除不了宰相制度。逐渐发展起来的大学士,成为明代中后期的宰相。决策权包括两部分:做决定之前的议事权和最后的决定权。最后的决定权属于皇帝,而阁臣拥有做决定之前的议事权。阁臣、首辅常分别被称为“辅臣”、“元辅”,阁臣辅助皇帝行使决策权在明代得到正式承认。</div><div>朱元璋废丞相后设置大学士,作用不显。朱棣即位后选择阁臣参预机务。然这些阁臣品级太低,不能称为宰相。“(宰相)具有较高的地位,起百官领袖作用。这里的地位一般指官职。这个要素把决策层中的决策人员和秘书、辅助人员区别开来。”[4]</div><div>大学士要成为宰相,必须提高品级。最简单的办法是提高大学士这一官职本身的品级。仁宗朱高炽可能顾忌到朱元璋的禁令,走了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他在即位之初(1424年8月),分别为杨荣、金幼孜、杨士奇、黄淮加官为太常寺卿、户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和通政使。这些官职都是正三品,距离正二品的尚书还有一段距离。</div><div>9月,晋升杨士奇为少保,杨荣、金幼孜为太子少保。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大学士通过加官,跃居于尚书之上。此后,大学士处于决策层、具有较高地位,具备了宰相的两个核心要素,可称为宰相。[4]加尚书等头衔,品级在正二品及以上的为正宰相;加侍郎等头衔,品级在正二品以下的为副宰相。首辅(首相)就是排名第一位的宰相。</div><div>白钢等人认为:“它(内阁)不是最高政务机关,六部不是它的下属,首辅并不能真正完全等同于宰相。”[5]他们片面地认为宰相仅限于行政首长。《论秦汉时期的宰相》一文己指出了这些错误。</div><div>大学士的官衔通常分为两部分:学士衔和尚书、侍郎衔。这两个官衔的连接用“兼”字。例如仁宗即位那年的8月,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似乎他兼有两职。实际上,大学士兼领的尚书、侍郎是虚职。如果要处理部务,应加“掌”、“判”等差遣用词。</div><div>《仁宗实录》记载:“(杨士奇等人)俱掌内制,不预所升职务。”[6](仁宗实录卷1,下)《嘉靖以来首辅传》记载:“故事,居内阁者不当出理部事;理部事不当复与阁务。(高)拱称掌,不言兼,当为部臣矣。”[7](卷6,高拱传)再如,嘉靖二十三年,吏部尚书许赞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无权,说:“何夺我吏部,使我旁睨人。”[2](卷308,严嵩传)由此可知,尚书、侍郎官不是兼官,而是加官。为了提高地位,大学士的官职上出现了第三部分——师保官(以及散官、勋官)。师保官无具体执掌,也可视为加官。</div><div>大学士所冠殿阁包括四殿二阁,分别是中极殿(旧名华盖殿)、建极殿(旧名谨身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这些大学士都是正五品,地位较低。文华殿与太子有关,加大学士衔罕见。作为一种例外,曾有兼两殿阁大学士者。例如景泰七年五月,陈循兼华盖殿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高榖、王文都兼谨身殿大学士和东阁大学士。大学士的本职在翰林院。自仁宗时,大学士不再入院理事。翰林院撤销了大学士的办公桌,引起抗议和皇帝的干涉。[2](卷73,职官二)</div><div>《明史》云:“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2](卷72,职官一)大学士入文渊阁参预机务是权力所在,加官尚书和师保则大大提到了地位。此二者是大学士成为宰相的要素,缺一不可。仁宗及以后,少数阁臣没有大学士头衔,大学士也用作致仕加官或者死后赠官。[8]考虑到多数情况,可以将仁宗以后的大学士视为阁臣的代名词。</div><div>二、大学士的排名规则</div><div>排名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大学士与其它官职的排名;第二,大学士内部之间的排名。第一个问题关系到大学士作为一个整体时的地位。朝位班次本以品级、衙门排列,井然有序。大学士地位上升后,与部臣发生了位次上的争议。</div><div>《明史》记载:“自弘治六年二月,内宴,大学士丘濬遂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居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恕之上。其后由侍郎、詹事入阁者,班皆列六部上矣。”又载:“嘉靖以后,(大学士)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2](卷72,职官一)这两条记载互相矛盾。原因在于位次之争都是个例,几经反复。嘉靖年间正式确定内阁与锦衣卫单独列班,居文武朝臣前。阁臣与部臣的位次之争得到了解决。具体时间在嘉靖九年。[9]</div><div>本文重点讨论大学士的内部排名问题。经过研究,发现它遵守如下规则:</div><div>第一,排位首看加官。品级高者在前,同品则按照官职和衙门次序排列。**(太师、太傅、太保)是正一品;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太子三师(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是从一品;太子三少(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是正二品。师保的排序为师、傅、保,六部的排序为吏、户、礼、兵、刑、工。三孤在太子三师前,太子三少在六部前。</div><div>如嘉靖五年五月,费宏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杨一清为少师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师高于太子太傅,故宏“居一清上”[7](卷1,费宏传)。嘉靖十年九月,李时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翟銮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时后入,以宫保官尊,反居銮上。”[2](卷193,李时传)</div><div>第二,加官同,看殿阁。四殿二阁的排位自高而低依次是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翰林学士低于殿阁大学士。翰林以殿阁大学士之外的头衔进内阁须额外注明,例如“入”、“直”内阁等。</div><div>嘉靖五年七月,费宏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一清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华盖殿大学士高于谨身殿大学士,故费宏地位高于杨一清。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夏言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严嵩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夏言取代严嵩成为首辅。</div><div>然而,殿阁排序有时出现例外。隆庆元年四月,陈以勤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张居正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陈以勤官位在前,殿阁衔却低于张居正。当两条规则发生矛盾时,以第一条规则为准。</div><div>第三,官职同,看任职先后。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夏言、严嵩同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夏言任华盖殿大学士在前,故地位高于严嵩。</div><div>第四,同时任命,看列名先后。“(天启)三年正月,(朱国祯)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顾秉谦、朱延禧、魏广微并命。阁中已有叶向高、韩爌、何宗彦、朱国祚、史继偕,又骤增四人,直房几不容坐。六月,国祯还朝,秉谦、延禧以列名在后,谦居其次。” [2](卷240,朱国祯传)再如泰昌元年十二月,方从哲致仕,刘一燝、韩爌都是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但刘列名在前,是首辅。</div><div>此外还有一条补充原则:同时任命,看报到顺序。万历三十五年,叶向高、李廷机同时担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叶列名于前。按照规矩,叶向高理应排名在前。由于二人关系很好,李又比叶早报到半年,二人互相推让。结果皇帝听从了叶向高的意见,并赞扬他的美德。[6](神宗实录卷440)任命顺序与报到顺序两规则发生矛盾时,原则上以前者为准,后者一般需要皇帝的特批。</div><div>三、历任内阁首辅</div><div>按照以上规则,本文统计了自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九月大学士初兼师保之官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明亡这一时期的首辅。依次是:杨士奇(1424.9-1444.3)、杨溥(1444.3-1446.7)、曹鼐(1446.7-1449.8)、陈循(1449.8-1457.1)、徐有贞(1457.1-1457.6)、许彬(1457.6-1457.7)、李贤(1457.7-1466.3)、陈文(1466.3-1466.5)、李贤(1466.5-1466.12)、陈文(1466.12-1468.4)、彭时(1968.4-1475.3)、商辂(1475.3-1477.6)、万安(1477.6-1487.10)、刘吉(1487.10-1492.8)、徐溥(1492.8-1498.7)、刘健(1498.7-1506.10)、李东阳(1506.10-1512.12)、杨廷和(1512.12-1515.3)、梁储(1515.3-1517.11)、杨廷和(1517.11-1524.2)、蒋冕(1524.2-1524.5)、毛纪(1524.5-1524.7)、费宏(1524.7-1527.2)、杨一清(1527.2-1529.9)、张璁(后改名张孚敬)(1529.9-1531.7)、翟銮(1531.7-1531.9)、李时(1531.9-1532.3)、张孚敬(1532.3-1532.8)、李时(1532.8-1533.4)、张孚敬(1533.4-1535.4)、李时(1535.4-1535.7)、费宏(1535.7-1535.10)、李时(1535.10-1538.12)、夏言(1538.12-1539.5)、顾鼎臣(1539.5)、夏言(1539.5-1541.8)、翟銮(1541.8-1541.10)、夏言(1541.10-1542.7)、翟銮(1542.7-1544.8)、严嵩(1544.8-1545.12)、夏言(1545.12-1548.1)、严嵩(1548.1-1562.5)、徐阶(1562.5-1568.7)、李春芳(1568.7-1571.5)、高拱(1571.5-1572.6)、张居正(1572.6-1582.6)、张四维(1582.6-1583.4)、申时行(1583.4-1591.9)、王家屏(1591.9-1592.3)、赵志皋(1592.3-1593.1)、王锡爵(1593.1-1594.5)、赵志皋(1594.5-1601.9)、沈一贯(1601.9-1606.7)、朱赓(1606.7-1608.11)、叶向高(1608.11-1614.8)、方从哲(1614.8-1620.12)、刘一燝(1620.12-1621.10)、叶向高(1621.10-1624.7)、韩爌(1624.7-1624.11)、朱国祯(1624.11-1624.12)、顾秉谦(1624.12-1626.9)、黄立极(1626.9-1627.11)、施凤来(1627.11-1628.3)、李国普[①](1628.3-1628.5)、来宗道(1628.5-1628.6)、李标(1628.6-1628.12)、韩爌(1628.12-1630.1)、李标(1630.1-1630.3)、成基命(1630.3-1630.9)、周延儒(1630.9-1633.6)、温体仁(1633.6-1637.6)、张至发(1637.6-1638.4)、孔贞运(1638.4-1638.6)、刘宇亮(1638.6-1639.2)、薛国观(1639.2-1640.6)、范复粹(1640.6-1641.5)、张四知(1641.5-1641.9)、周延儒(1641.9-1643.5)、陈演(1643.5-1644.2)、蒋德璟(1644.2-1644.3)、魏藻德(1644.3)。</div><div>天顺元年正月英宗复辟,徐有贞以兵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入内阁,高榖辞师保后为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兼东阁大学士。按照加官则徐有贞在前,按照殿阁则高榖在前,考虑到当时处于政变的非常时期,这一矛盾可以理解。按照实际情况,徐有贞自陈循充军后当为首辅。</div><div>嘉靖五年,《宰辅年表》将杨一清排名于费宏前,有误,理由见前文。《宰辅年表》出现错误的原因在于遗漏了费宏担任过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div><div>嘉靖十二年,《宰辅年表》将方献夫排名于李时前,有误。嘉靖十一年八月,张孚敬致仕,《宰辅年表》记载李时的官职是“太子太傅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按照《明史·李时传》、《世宗实录》、《首辅传·李时传》,当为“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与方献夫的官职相同。《首辅传》载:“俄而孚敬复用,时居次。” [7](卷2,李时传)《世宗实录》自嘉靖十一年五月方献夫入阁到十三年四月致仕这段时间,都将李时列于方献夫前。由此可知,嘉靖十一年八月张孚敬致仕后李时为首辅。</div><div>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朱赓死,继任首辅的应当是叶向高而不是李廷机。理由是二人官职相同,而且此前一个月李就养病不到内阁办公,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退休。万历二十六年十月至二十九年九月,赵志皋在家养病,那么首辅为何不是沈一贯呢?原因在于:赵志皋官职排名于沈一贯之前,且他在养病前已继任首辅。《明史》承认这两种情形的不同,分别记载:“会志皋于九月卒,一贯遂当国。” [2](卷218,沈一贯传);“明年,首辅赓亦卒,次辅廷机以人言久杜门,向高遂独相。”[2](卷240,叶向高传)</div><div>天启四年,《宰辅年表》将顾秉谦排名于朱国祯前,有误。前文已分析过。韩爌致仕后,朱国祯继任首辅,当时内阁中地位最高的是孙承宗。然孙承宗出镇,主要负责军事。他一直兼任兵部尚书,其尚书衔、殿阁衔与师保衔不成比例。这可看作他不能作为首辅的标志。</div><div>崇祯十四年,《宰辅年表》将张四知排名于谢升前,然张的官职却低于谢。查《明史·张四知传》,张担任过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时间当在崇祯十三年五月姚明恭罢相之前,《宰辅年表》失载。今从《崇祯实录》,按照“范复粹、张四知、谢升” [6](崇祯实录卷14)的顺序排列,张四知地位高于谢升。</div><div>四、分析和结论</div><div>仁宗即位以后,总计81人次出任首辅。其中有重复出任首辅的,最多的是四任首辅的李时和夏言。计有首辅61人,平均任期为3年7个月。超过十年的有:杨士奇19年6个月,严嵩15年8个月,万安10年4个月,张居正10年。首辅任期较短的原因有二:皇帝频繁地变动阁臣和首辅,例如崇祯年间;原首辅去职后新首辅尚未到职,次辅临时接任首辅。</div><div>在内阁首辅中,加官低于正二品的只有正统年间的曹鼐和天顺年间的许彬,都是以侍郎衔入阁。以翰林学士衔成为首辅的有正统年间的曹鼐、陈循,天顺年间的徐有贞、许彬、李贤,成化年间的陈文、商辂。后来,除曹鼐、许彬之外的人在任首辅期间都提升为大学士。以后,内阁首辅加官为正二品及以上,本官为殿阁大学士。这标志着阁臣地位的提升。</div><div>首辅不仅仅是排名居首的阁臣,他还拥有至关重要的票拟权。[10]然而,首辅在阁臣中不一定权力最大。例如,“时李时为首辅,政多自言出。” [2](卷196,夏言传)“(翟)銮以资地居其上,权远出(严)嵩下。” [2](卷193,翟銮传)“阶虽为首辅,而拱自以帝旧臣,数与之抗,朴复助之,阶渐不能堪。” [2](卷213,高拱传)“及高拱再入直,凌春芳出其上,春芳不能与争,谨自饬而已。” [2](卷193,李春芳传)</div><div>首辅的实际权力与与阁臣的个性以及皇帝的信任程度有关。例如,“翟銮资序在嵩上,帝待之不如嵩。” [2](卷308,严嵩传)再如,“张居正柄国,权震主。申时行继之,势犹盛。王锡爵性刚负气,人亦畏之。志皋为首辅,年七十余,耄矣,柔而懦,为朝士所轻,诟谇四起。” [2](卷219,赵志皋传)另外一个原因是,首辅仅是内阁的领班人,不是负责人。他不是其他阁臣的上级。</div><div>明代大学士的排名非常严格,且遵循一定的规则。这是前代以及随后的清朝所没有的。例如,唐、五代、宋时期的翰林学士排名主要看资历。清代的大学士排名也主要看资历,领班大学士则常由皇帝指定。清代的大学士自身品级极高,不需要加官来提高身份。</div><div>宰相概念的第一要素是“处于国家最高决策层”,而不一定是最高行政首长。[4]唐朝的政事堂、明朝的内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局常委会都是典型的例子。(《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将政治局常委会称为“集体总统”。 [11]不准确,应为“集体宰相”。)明代的内阁制和首辅制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精彩的一章,具有重要的意义。</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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