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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霾”

说“霾”

说“霾”
瘦羊



最近,微信里盛传一篇“奇文”:有人用四千个不重复的汉字写出了《中华绝文》。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我迫不及待地通读了全文,并对创作者的毅力惊叹之至。然而,寻找了数遍却没有找到“霾”字的踪影,可见中华汉字的博大精深。


不是笔者非要在鸡蛋里面挑出骨头来,而是这个四千以内都不见的身形的“霾”字,已经让我们吃尽了苦头,就连总理的工作报告里也发出了要“向雾霾宣战”的口号。我们实在不能对这个生冷孤僻的汉字等闲视之了。


倘若真正要追根溯源说一说“霾”字,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屈原在《九歌·国殇》中用“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来形容楚国将士们誓死保国的雄心壮志,让我第一次见到了“霾”;可惜此“霾”并不是如今意义上的雾霾,是通假字指的是“埋”。《汉书·成帝纪》记载了公元前32年夏4月出现的“黄沙四塞”异常天象,这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沙尘暴”。这一罕见自然现象另举国震惊、朝野动荡,并直接导致当时的“国防部长”王凤上书辞职、汉成帝向国人认错曰“咎在朕躬”。《汉书》、《后汉书》、《前书》等多部史书均对此事记载备案,乃至一百多年后的公元76年,汉章帝仍然拿这件事警示自己不可重蹈汉成帝的覆辙,以免做出“弊贤绝道”之事。


其实,最早的一场沙尘暴始见于《史记·项羽本纪》里记载的高宗元年(前206年),刘邦和项羽在彭城(今江苏徐州)会战,刘邦眼看就到了全军覆没的时候,一股大风骤起“折木发屋,扬砂石”,导致“楚军大乱”而退兵,天助刘邦改写了历史。


《后汉书》第一次把这种“昼晦”现象详细地记录为“太阳不光,天地溷浊,时气错逆,霾雾蔽日”,“霾”字自此就很少在各类典籍中出现了。


中国人长期以来对它陌生并不奇怪。据正史的明确记载,两晋155年间,雾霾天气共8次,平均约19年出现一次;唐代289年间共25次,平均约11年出现一次。而且,多以“黄沙四塞”或“昼晦”来记述,很少使用“霾”。还总结出了“霾雾蔽日”现象多出现在黄河中游京师之地、发生于春夏之交等规律。


之所以对“霾”的来龙去脉进行刨根问底,并非纠缠于遥远的过去,原因是笔者非常惊讶古人对待雾霾的认真态度。每当雾霾来临的时候,先人们都会虔诚地从自身寻找原因,并详细地记录在案。尽管没能够找到雾霾产生的真正成因,但总觉得它是非正常的、违天理的、不该发生的,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史书可鉴。


当雾霾随着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无度破坏,和对高消费生活需求的无限追求而与日俱增的今天,我们反倒变得麻布不仁、熟视无睹起来。我们可以将“霾”准确地定位为“气象上是指悬浮于空气中之尘埃或盐类等非吸水性固体微粒”,我们可以在网络上调侃出无数个版本的《沁园春·霾》,我们可以发起一波又一波关于“谁是雾霾制造者”的大辩论……却不肯叫停那些支撑所谓GDP的重污染项目,不肯放松对山体的吞噬、河流的玷污和空气的排放,不肯降低自己日益暴涨奢华标准……


当国家做出“重度污染城市必须在30年完成治霾任务、中度污染城市20年完成、轻度污染10年完成”的决定时,为了放缓地方治理污染的步伐, “重度污染城市”指标竟然成为了千方百计争取的抢手货(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了那顶永远也不愿摘掉的“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为了表明治理污染的决心,个别城市甚至推出了所谓最新发明“治霾神器”——炮雾车,这个并不能从根本上铲除雾霾的神器一出现,虽然广受质疑,仍然被当成了炙手可热的新闻,给当地管理者们挣足了面子。


最近,除了戴口罩、防毒面具之外,又有厂家闪亮推出了“霾星人”——鼻用空气净化器。不禁试问:除了主动作秀和被动防范之外,我们究竟都为从源头上铲除雾霾做出了什么?


西周时颁布的《代崇令》明文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严苛的法令,彰显了古人对蓄意破坏生产资料和生存环境者的痛恨。《孟子》云:“斧斤以时进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告诉了我们要顺应自然、不可逆天而行的朴素道理。


心头的雾霾不除,手头的破坏性攫取就不会终止,悬浮在我们头顶的雾霾也就永远不会消失。


2014.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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