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传
在南京采访完10名大屠杀幸存者之后,张纯如还一直想找当时被强暴后生了小孩的人。回到美国后,张纯如的最大收获是发现了《拉贝日记》
1995年7月,张纯如前往南京。她选择的路线是先从美国飞到广州,然后坐火车北上南京,这与钱学森的回国行程类似。当时钱学森传还没写完,张纯如想借机感受钱学森当年的行程。1995年的广州火车站,一票难求。情急之下她找到一位民警,才买到硬卧票。就这样,张纯如跟许多素不相识的人躺在一起,在酷热中熬到了南京。
在此之前,经由美籍华裔教授吴天威介绍,她已通过电话与江苏省社科院的历史研究员孙宅魏联系,请他推荐了江苏社科院的王卫星、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的副馆长段月萍帮助她收集资料和采访幸存者,并请江苏省行政学院的杨夏鸣老师帮她做翻译。
在后来写成的书中,张纯如并没有提及她的这段经历,但张纯如的父母却对此印象极为深刻。因为他们的张纯如一上火车就病了,据张盈盈说,她可能是吃了火车上的盒饭导致的。到达南京后,她不肯去南京的鼓楼医院就医。几天后,杨夏鸣给她找来阿莫西林,指着上面的英文给她看,她才同意吃药。
到南京的第一天晚上,张纯如就特意穿着晚礼服与孙宅魏、段月萍、王卫星、杨夏鸣等几位南京的专家们见面。杨夏鸣一直以为要来的“美国作家”是个什么了不得的人物,结果见面一看,却是个那么年轻的姑娘。这让杨夏鸣夫妇私下里还老嘀咕:那么年轻,中文也说不好,还敢一个人跑到中国来。
那条被张纯如作为晚礼服的大花低胸长裙只在那天露过一次面。之后的日子里,27岁的张纯如标准打扮是宽松的T恤、宽松的短裤、白球鞋。
很快,张纯如就以她的敬业打动了南京的这几位专家。那年夏天南京前所未有地热。第二天一早,她就拉着杨夏鸣、段月萍去采访了幸存者唐顺山。她的问题非常多,也非常具体。她想知道,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南京普通老百姓当时穿什么鞋子,早上吃什么饭,怎么生活,怎么烧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她听不懂幸存者说的南京方言,现场只能依靠杨夏鸣的简短翻译,但她拿着摄像机把采访过程全录下来。回到工作室后,张纯如就会重放录像,拿那些问题去“折磨”杨夏鸣,让杨夏鸣详细翻译幸存者的回答。
杨夏鸣的妻子清楚记得,每次采访回来,张纯如跟杨夏鸣就会在房子里放录像,“放一段又停下来,叽里呱啦讲半天,然后再放一段,又讲”。
除了采访幸存者,张纯如还随时问杨夏鸣许多问题,比如当年站在南京城墙上能看到什么,这些问题让杨夏鸣极难回答。后来他们还一起实地到南京城墙上看过,但时过境迁,南京城的景色早已变幻几许。但她还是将亲眼看到的南京城景色写到《南京大屠杀》书中:“矗立在附近山峰和丘陵之上的寺庙,湖面上的茶亭和荷花”。
让杨夏鸣印象深刻的还有张纯如的执着,典型例子就是她对约翰·马吉故居的寻访。马吉是在南京布道的美国传教士,他用他的摄像机为南京大屠杀留下了惟一的影像资料。张纯如来之前,马吉的儿子拜托她把他父亲当年的故居拍下来。但她跟杨夏鸣两个人找了几次都没找到。杨夏鸣只知道是在下关那一带。后来杨夏鸣就说,算了,找不到了,可能拆迁了。但张纯如非要再去找,结果真找到了。
采访完唐顺山、夏淑琴等10名幸存者之后,张纯如还一直想找当时被强暴后生了小孩的人。她还想在南京的《扬子晚报》登寻人广告。但杨夏鸣劝阻了她,告诉她是不可能找到的。她又去问段月萍,而且问了好几次,希望段月萍帮她寻访到那样的幸存者。段月萍的回答跟杨夏鸣一样:中国人自尊心很强,妇女受了侮辱后绝对不肯讲,生了孩子更不会讲。6年后,段月萍采访一个幸存者时,那人讲到,他母亲被强暴后确实生了个孩子,但孩子没活多久就夭折了。“我当时还讲呢,要是张纯如还在就好了。”
在南京的25天里,不太拘小节的张纯如可能是被火车上生病的经历吓住了:不肯用中国产的牙膏,只认Crest的牌子;不肯喝茶,只喝PEPSI的矿泉水;不肯去中国医院,只敢吃有英文标识的西药。但她由衷热爱杨夏鸣妻子做的糖醋排骨和红烧鸡腿。在闲聊中还告诉杨夏鸣,她觉得年轻女性不一定需要很早生小孩,到很晚都没问题,因为人工技术完全可以替代。她也完全实践了她所说的话,虽然她23岁就已经结婚,但直到34岁才生育了儿子克里斯托夫·道格拉斯。
离开南京的时候,张纯如为她在南京辛辛苦苦拍摄的录像资料惴惴不安。她来中国用的是旅游签证,她害怕中国机场的安检会把这些没收掉。张纯如一再要求杨夏鸣帮她把采访幸存者的录像带都复制一份。但她的摄像机制式与中国录像机制式不同,杨夏鸣一连借了3台都无法转录。后来她不知从哪得到消息,说是金陵饭店刚买了一台能够录制各种制式的高级录像机。但那儿的人又规定只能在饭店内租借使用,且费用不菲。在商量的时候,杨夏鸣恰好看到一位小学同学,那人就在金陵饭店工作。管理录像机的就再也没说二话,不但分文不取,而且连借条都没让打,就让杨夏鸣他们把尚未拆封的录像机拿走。几天后还录像机时,张纯如特意买了一大包巧克力以示感谢。出乎张纯如意料的是,她过机场安检时一点事情都没有。复制的那几盒录像带最终没派上用场,至今还一直保存在杨夏鸣的家中。
回到美国后的调查,张纯如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拉贝日记》。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时,张纯如发现了有关拉贝的一些文献。这个好心的纳粹的故事引起了她的强烈好奇。当查到拉贝还有一个外甥女在德国当教师时,她通过德国教师协会电话联系上拉贝的外甥女莱因哈特,找到了拉贝当年写给希特勒的报告和他在南京时记录日军暴行的日记。1996年12月13日,莱因哈特来到美国,在张纯如和纽约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主席邵子平的促成下,向全世界公开了《拉贝日记》。之后一两年内,《拉贝日记》先后在中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英国出版。
1997年,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出版。它是第一部全面记录日军对南京城所作暴行的英文著作,出版后不久便在美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它连续5个月被列为《纽约时报》最佳畅销书。“它促成了两部小说,一部纪录片,一本图册,若干网站以及许多学术争论。”对于这一现象,1998年5月16日的《纽约时报》试图解释,“历史学家、艺术家、政治活动家们这样评价:如果说这本书有助于填补战争暴行空白的话,它同时也具有某种更深远的意义:对于太平洋战争和日本罪责的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