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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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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红十字A股上市

你看,键盘前我们中的哪一位敢用一条微博就让泰山崩于面亦不动色的红十字连开两次发布会,又让千万计的微博用户成了福尔摩斯和华生,让我们忽然知道了天略、王鼎、商红会、红博会、百达翡丽这些生僻的字符,以及郭子豪不是儿子更不是郭沫若孙子这个非生物链DNA事实……这季节,官员干了黑社会的工作,情妇干了反贪局的工作。
  
  红十字会到底是怎样一个会?我认为,这个会就是你需要它时根本找不到它,你不需要它时它却忽然出现……的一个会。前一种情况可参考河北农民孙文辉的故事:为治疗儿子的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孙文辉已欠了三十多万,后来病情恶化,医生说只有换骨髓,不换就死,换得花四十万。可年收入才几千的孙文辉已借无可借,卖掉房子也凑不齐这笔钱。那天上午儿子又开始发烧,听说红十字有个天使基金会可救儿子的病,他奔驰一百多公里来到首都。在这家基金会里他碰到很多天使,可天使都说,这里只治白血病啊不治再生障碍性贫血,即使白血病也不是人人都有资格救……他跪下了,天使还是不救。后来,他拿出早揣好的一把菜刀架在一个天使脖颈上。再后来,他被赶来的特警一举制服,菜刀飞得老远。
  
  这个故事有个感人的结尾,报纸泄露了这个消息后很多好心人捐来了款。孙文辉也保外就医了。可这些跟红十字没关系,这个会没有出现,它天天有太多的会。
  
  至于后一种情况大家已很熟悉——每当出现大灾大难,这家会就会大量出现,之所以用大量这个词汇,因为这时它会变幻成各种庄严宝相,一会儿是红总会,一会儿是红基会,一会儿是红博会,还有商红会,总之你莫名其妙,也得心领神会,否则单位会计发工资时就自动把你教会。
  
  天底之下只有这个会是在灾难来时才会高调现身。这多少有些不祥。我尝试给它一个准确定位:它是不干事的,垄断经营垄断收费,它全靠别人干活,每回还要提取固定回扣,它对下面态度恶劣,对豪客阿谀奉承,它迎来送往,资金不明,背景神秘,倘你敢说不字,它便告诉你别惹老娘,老娘上面有人……大家知道,这其实就是妈咪,这会其实就是夜总会,下面的那些分舵就是些小姐。这样说对小姐有些不公,想必很多朋友看过一个帖子,说汶川地震那年深圳有一些川籍小姐捐了一百万,有票有收据,央视上那一个亿就有她们的一份子,可是没报纸敢登她们的名字,因觉得这钱来得不干净。这是一个永远证不了真也证不了伪的事情,我只有认为这属于反抗不了妈咪的情况下,大家寄托的一种哀思。
  
  红十会也不要怪我用妈咪、小姐这样庸俗的字眼,因为我也有一个庸俗的故事:今年年初,修女吴丽莎从玉树发帖说,那里有几十个老人没奶喝也没保暖设备。作家李西闽和陈岚联络我一起弄点钱,大家很热血的样子,徐小平一下就捐了六万元,陈坤也捐了不少,出版人张小波还误把两万元当成一万来捐了,一两天下来就有二十多万……我忽觉恐惧,大叫打住。因为突然想到我们没通过红十会,这个数目是可以被当成非法集资的,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标准普法版。这件事的尾巴挺尴尬,我们不甘把这钱通过红十会,这样的话老人们恐怕喝不到牛奶,自行成为红十会的奶牛。至今还有一笔钱只得在几人监督下挂在账上,以徐小平私人借款名义,等到明年再给老人买牛奶。
  
  别怪我庸俗,这样一个慈善信用下,你们有牌照的妈咪,有**的小姐,私下募捐的我们是站街打游击的暗娼。我们是这样三位一体的。这样总满意了吧。
  
  凡有人群之处必有爱心,这是人性。可现在大家找不到释放爱心的信任渠道,偶尔做点好事也做贼心虚的样子。前段时间“固特异”请我参加一个活动,介绍道路安全常识和一些普通人事迹,比如60万安全行驶无事故的上海司机戴明明,用双脚跟生命赛跑的消防队员周庆阳,孤独生存于岛上监测海洋气象和核幅射的观测员王仁亮。还可以提供一笔出场费。当时我正想挣笔钱捐给沈阳小贩夏俊峰的儿子学画画,在找了至少十人证明的前提下就去了。可是这笔钱怎么交付是有难度的一件事,我不能分期付款,这样有占利息之嫌,又不敢交给中间机构,怕这机构忽然不见了,直接交给夏妻张晶,她又得交不少的个人所得税。我做贼心虚了很久,最后还是我代交了税再拿给她。可这是很不合理的,交给红十会可以免税,交给其他的就不可以免税。本就垄断的红十会,连免税权都垄断,就是说只有从了这个妈咪才能省下茶水钱。这里面就藏有很多猫腻,比如是否有大户表面在捐款,其实在逃税。
  
  我只是讲点故事。大家在一片谣言中顽强直指红十会、青基会一干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会其实什么都不会,却天天装会。另一方面,这里人民的底线一直在退,从高房价退到中石油退到铁道部,现在连红十会这种慈善机构的底线都守不住。我刚知道红十字享受着部级待遇,有些像国企,可国企破产是可以的,国家信用破产不可以。
  
  昨天红十会开了新闻发布会,这么一个吸金无数的垄断机构居然说出“红十会任务繁重,人员和资金又明显不足”这个病句,那个领导一直在红商会和商红会的文字游戏里搅来搅去,这位领导装不记得,我们只好解释为该名总妈咪下面小姐太多,因此都不记得商红会了。写到这里其实我有很大的一个笔误,因为世界上有两种红十字会,一个是红十字会,一个是中国红十字会。跟世界上有足球和中国足球是一样的,跟文学和中国文学也是一样的。小时候在老式战争电影常看到红十字救护队在炮火中向两方士兵大喊“这里是红十字救护队”,炮火便会停止,虽不免有心怀不轨的士兵也开枪开炮,可总得找点借口,这证明各方还是要给些面子给全世界公认的民间、中立的红十字。但假想一下,倘若有天开战,你打着一杆猎猎的“中国红十字会”大旗,难免会成为炮靶子,因为“中国红十字”等于就在表明:来啊,这旗下有政府官员啊,部级的。一炮过来,略等于端了司令部。
  
  我从审计署那里知道中国红十会是既拿财政拨款还提成的。这很像一个妈咪拿着文工团薪水,还要让小姐们交提成。这比喻是有些刻薄,可我的心没红十会那么红,也没黑社会那么黑,我批评即使不是为了建设,侧面也让大家明白拿公务员工资的妈咪这性质,从而更科学地搞好慈善事业建设。昨晚相声演员王自健说起,这事儿最大隐患是,以后没人捐红十字了,红十会将下文从抽烟喝酒吃饭打车里硬扣慈善税,你不交也得交,没辙。因为要保证它的赢利。我们的央企是可以不赢利的,我们的红十会却要赢利。
  
  下一步我准备跟著名投资人徐小平、薛蛮子商量,怎样把它包装成红十字股份集团有限公司,A股上市,旗下若干概念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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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没希望工程

  中国的慈善机构是很淡定的,因为他们都是政府机构,事态再失控,他们都不害怕,他们知道,他们拥有最后一道防线,舆论消灭权,在这些慈善机构们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肯定有个部门会发出最后的吼声,然后一片寂静。比较著名的一次慈善机构行使舆论消灭权是在2002年,《南方周末》头版揭露希望工程负责任挪用亿元善款进行投资,最终导致亏损。结果这份报纸几十万份被收回销毁,仅存几千在人间。写这篇文章的新闻人方进玉遭到处理,提供线索的杨女士在2006年患癌症去世,审计报告一直没有对外公开。此前希望工程还有假信丑闻,上海一家规模不大的私营公司捐助希望工程17名学生,他们收到了所有学生的感谢信,结果经查证,仅有3名学生收到了善款,其余均为假信,他们踏访了那片土地,发现感谢信中的一些学生其实已经失学。后来南方周末的记者去做过深度报告,有一家未收到善款的失学的兰姓孩子家中母亲双腿瘫痪,家中孩子全部失学,由于当时中央还征收农业税,而残疾人可以免除农业税,孩子的母亲交不起五十元办理残疾证,所以爬到了当地政府门口要求减免,官员说,你没有残疾证,所以你不是残疾人。后来走访的学生虽然补收到了希望工程善款,但日期其实已经被涂改。

  虽然在假信风波中,有相当责任是地方的共青团和教委,因为是官方慈善机构的性质,所以善款会先到当地共青团,再到教委,再到学校,再到个人,但毫无疑问这是整套系统出现的问题。那么为什么类似红十字会这样的慈善机构,臭名昭著,但官方一样不允许非官方的慈善机构或者NGO的产生呢?我觉得这并不是因为官方担心管理混乱,因为NGO再混乱也混乱不过他们自己。而是由于官方机构做的实在太差,所以他们明白很多NGO的诞生势必会很快树立威信,吸引大量年轻人和各界人士,而NGO往往都与慈善有关,加上独立,透明,又有资金和会员的支持,又获得人心,等于是建党伟业,假以时日,势必会政权构成一定的威胁,就算没有威胁,被监督和对比着也是浑身不舒服,就好比金正日一定不喜欢金城武天天站在他边上。所以官方牢牢控制着慈善机构,管理媒体,审计和司法的又都是自己人,这便是中国所谓慈善机构的问题来源。

  但是很明显,红十字会的后台没有希望工程硬,在新浪微薄搜索红十字,会出现很多内容,正面负面都有,但是搜索希望工程或者其娘家青基会,马上会出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你所搜索的内容不予显示”,这就变成了没希望工程。而在百度和谷歌上搜索其丑闻,很多也被屏蔽。在丑闻出现以后,红十字会的各种领导虽然智商不济,但还硬撑召开了发布会,说了一堆不着边的傻话,而且新闻媒体也没有遭到报复。希望工程面对自己的丑闻则不会进行任何的回应,直接封杀媒体,销毁报纸,处理记者。红十字会表示,争取马上开通查询系统,可以让捐款者知道每一笔善款的去处。而希望工程则无法审计。面对一个这样霸道而神秘的慈善工程,我们完全有理由用最坏的心去揣测他。

  在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大家都曾经被要求为希望工程捐献,而且年复一年。如果你问我,我们还要为希望工程捐款么,我问你,如果美国人用TWITTER搜索一个慈善机构和一个慈善工程,结果搜索不到任何信息,那他们会为这个慈善机构捐款么?人类没有任何理由为一个不愿公布审计报告并压迫传媒的机构捐款,无论它救助的是什么样的对象或者获得了任何的成就。

  如果我们以最好的心去揣测,那么希望工程也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如果现在退出,那也算功成身退,毕竟希望工程帮助过不少贫困学生,虽然这是拿老百姓的捐款来节省应该是属于财政的开支,但也是有善。当年邓小平推出希望工程,财政尚不富裕,需要民间慈善。但如今,公款吃喝一年数千亿,维稳一年数千亿,讨好各种生僻国家一家数百亿,而中国有失学儿童三百万,承担他们教育仅仅需要一年十亿。假设现在的中国没有一所小学,要给中国的五十万个村里每一个村都盖一个小学,包括华西村之流也给盖上,需要的全部资金也仅仅等于我们的全体行政人员一个季度不要进行公款消费。所以我觉得希望工程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向民间征集善款,教育本来是国家财政的一个重要支出部分。我们来看一个数据:2010年香港GDP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广州GDP10604亿元,征税3379亿元。香港税收占GDP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213亿元,占税收3%。说到医疗,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据: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这两个数据说明了什么我就不说了。到了今天,基础教育应该是政府承担的义务而且有政府足够能力承担。老百姓无需去掏不明不白并不容质疑的捐款。如果政府对教育的支出到达的GDP的国际合理百分比以上还是不能解决教育问题,那才是民间慈善应该帮助和顶上的时候。但这些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慈善,我自己抄袭自己一下,引用去年一篇文章的结尾来给这篇文章结尾: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是如果诸恶一直在作,甚至越做越过,乃至是非颠倒,这一切都不影响后面的那句,众善奉行。

  只有众善够重,诸恶才能被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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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香港GDP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广州GDP10604亿元,征税3379亿元。香港税收占GDP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213亿元,占税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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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希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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