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凉开水
“农民工”，是二十世纪末期出现的新词汇。它是随着农村人口的逐渐增长，可资耕作的土地大量被占，广大农民兄弟为了求生存而离乡背井，外出寻求生活出路，被写文章的人们生造出来的一个于法无依、于理无据的不伦不类的词汇。
实实在在地说，农民就是农民，工就是工，怎么能把两种不相干的职业强扯到一起组成一个职业词汇呢？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怪词自打面世以来，很是有些时兴，而且到目下，好像还在时兴着。自从有了高层的关注以后，各地、各级官员对农民出外找事谋生的不幸遭遇，长时间所持的冷漠无情、麻木不仁态度，方才有所触动，有的甚至还会感到某种惊奇。许多在外做工的农民兄弟，为向老板讨回血汗钱，跳楼、上吊的消息，常常见诸于报端或荧屏，有的碰运气，还得到过若干同情和支持。尤其那些在煤矿玩命劳动的，一旦有了三长两短而丢失性命，也由过去的草率打发，变成了能获得一定数额的赔尝。当然，也还有冷不丁蹦出来的负面报道，比如人称首善之区的京都，就作出决定，要在“奥运”开幕之前把为其场馆建设挥汗流血的劳动者赶走，把“农民工”视为一种难以防范的“隐患”。
这类话，老汉我深知说了无用。这里只想说说与“农民工”一词有关的事。
“农民工”的产生，依老汉我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它是由“农民”、“民工”等逐渐演变过来的。
先说说农民。按照辞书的解释：“农民，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由于农民历来就饱受豪强劣绅的盘剥和欺凌，因而其心中大多充满积怨，这是农民由奴隶制度转化到封建制度以后几千年的特性。这一历史特性，曾屡屡被人利用，如我们所知道的“农民造反”、“农民起义”之类。但在许多农民充当“炮灰”，做出了巨大牺牲之后，却换来的是新一轮的“改朝换代”，农民自身的处境并无改变。
1949年，农民经过最后一次利用，又取得了成功。一开始还偿到过获得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及其它“胜利果实”的甜头，但时隔不久，被人们尊为伟人的领导者，仍然未能摆脱历史怪圈。他认定“小农经济”永远是“滋生资产阶级的温床”，决计不让农民过上一天好日子，当农民尚处在暂时的欣喜之中的时候，就开始批判“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经济”思想。紧接着,又推行城、乡彻底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把占国民绝大多数的百姓紧紧的捆在了号称“农民”的这架车上。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被固定为“农民”的这一大批人，想耕种土地没有，想另寻出路没门，而且还要继续承担乡、镇、村、组的各种摊派。致使农民兄弟，几十年挣扎在极端的贫困线上。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农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所收获的粮食，交完统购以后，常常要饥肠辘辘的生活，最高当局曾发出过“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以及“低标准、瓜菜代”的训示。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的地方几乎是饿殍遍野，也没有听到说有哪儿“开仓放粮”；再有，农民用干糠、菜脚，冷一瓢、热一瓢，喂一头牲猪，交完统购以后，连一点荤腥味儿也闻不上，家庭主妇们生了孩子，想买一支猪蹄发奶汁也很难办到。
农民，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隔离下，见了家居城镇，吃商品粮且趾高气扬的“市民”，自觉矮人一截，低人一等，甚致说话也要小心翼翼，买东西不敢还价，卖东西别人还了价也不敢讲理。只要见到什么穿制服的人，无论是机关干部，还是学校学生，甚致只要是生活在城里的“二百五”，也要低头弯腰，唯唯诺诺连声称“同志”。这就是当年被大学者梁漱敏为之生活在“九天之下”而呼冤的农民的处境。
下面再说“民工”。民工的身份，曾经历过各种历史的演变。比如古代的奴役、劳役、徭役；后来的挑夫、民夫；最后做了几天“主人”梦以后，才改称民工。但不论怎样改来改去，都是百姓无偿的受官家驱使的对象。秦始皇当年修筑万里长城，就使用的是“徭役”；民国时期改成了“民夫”，民夫又有两种取法，一为“派夫”，二为“拉夫”。派夫，就是由官方的基层保、甲，指派谁去干什么；拉夫，就是官方有什么紧急行动时，急用劳役，就碰上谁拉上就走，且不得反抗，稍有不从，就可能遭受皮肉之苦，甚致搭上性命。
改称“民工”以后，境遇似乎也没好到哪儿去。所谓“民工”，就是农民自带工具、自带行李、自带粮饭、长途跋涉，得不到丝毫报酬的“义务劳动”。凡出生在农村、生活在农村，也就是“农村户口”的人，从呱呱坠地到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人，都必须承担这种义务。
在多年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民工”是一种用工制度。在美其名曰的“支援国家建设”的旗帜下，农民必须无条件服从调度，近的，一般在本公社、本县范围内，远的则由全省、乃至全国性的统一调度。民工们在上工地时，一般都采用“军事化”编制，分别建成营、连、排、班。带上行李、工具和干粮，经过几天或十几天的艰难步行或卡车颠簸，才能到达目的地。民工的劳动内容是什么都干，疯狂地“大跃进”时期，“全民”性办这、办那，自不必说。一般的修水库、大坝、长渠是常事，还要远征修铁路、公路、电站，开发矿山、林区，等等，总之，在“国家建设”中的简单劳动（如挖土石方）都是由民工完成的。国家下达计划时，就多有“民工建勤”一项，即是除爆破器材和钢钎等主要物资由国家拨付外，其余包括铁、木工具也全由民工自己制造。全国闻名的红旗渠、葛州坝电站、南水北调源头的丹江口大坝、还有什么青藏公路、成昆铁路等，无一没留下民工的鲜血和汗水。
民工的工作条件也是极其恶劣的。一般是到达工地以后，就有人指点干什么，民工放下行李就开始干活。时间则是从天亮开始，到天黑为止，有光亮的时间，就是民工的劳作时间。有时为了赶任务，还要在月光下加班。没有月亮的时候，就在工地边烧几堆柴火照明。可以说，从农民到民工，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节、假日”，终其一身也不知道什么叫“星期天”。还有，凡在民工出苦力劳作的地方，大多免不了工伤事故，受伤轻的，一般都得照常干活，伤重了就自己躺下硬撑，稍有好转，立即出工，因工致死的事，时有发生，这时候就要看运气，遇上一个心肠软一点的人当领导，还能派两个人把尸体送回去，遇到铁石心肠的，就会就地埋掉，连家属也不会通知，更谈不上“抚恤、安置”之类。民工的劳动报酬，就是“记工分”，凭工分养活家人和维持自己的生存。后来见过许多人对农民发出的讥笑，说什么“农民生产力低下，一个劳动日只值几毛钱”。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原因，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力，大多是老弱妇孺，农村的强壮劳动力，一年四季大多要去做义务活，并把所得的工分带回去参与生产队的分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劳动效率高得了吗？
关于民工的生活，更是极为低下，乃至连畜牲也不如。民工在奉派上某工地劳动时，一般都只穿有随身的衣服，条件稍好一点的，可以带一床被子，到达目的地以后，有条件的，或较大一点的工程，国家可能给点材料（如油毛毡、塑料纸之类，）民工们一边施工，一边安排劳力搭建个简易工棚，作为收工后的栖身之地，有的小工程，或投资少、或工期短，基本上就睡在露天里，被子也很难达到人平一床，大多在山上割一些野草当铺垫。参加劳作的民工，收工以后，就尽可能挤在一块儿睡觉。民工的吃饭问题，也照样归所属原住地的生产队供给。距离较近的，就派人回去挑粮食，距离远的，则由原生产队把粮食卖给当地粮食部门，换取一纸“支拨证”，再拿到民工劳动所在地的粮食部门买粮食，民工们自己还要负担其购销差价。民工们的洗脸、洗脚、喝水，也都在附近的河沟里自行解决。民工们吃饭时所需的菜，大多也是由家中用铁盒或木桶带去，有很多人一般很少吃菜。日常生活更是贫乏至极，笔者曾见过在一个工地，民工们劳动了将近半年，没有剃过头，到了施工方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才从外地请来一位剃头师付，在一个小河边上，民工们自己洗，师付只负责刮，实行流水作业，从早上到天黑，一个剃头师付，一共刮完了107个光头，可见其生活是何等简陋。按当时最时髦——为国家建设做贡献——的说法，农民去当民工，所做的“贡献”是最无私的，而且是世代相传。不怕流血，不怕流汗，不顾饥饿，不顾严寒，有时候甚致不惜生命。这种方法已经不是什么“廉价”，而是血淋淋的敲骨吸髓似的搜刮和榨取。
这里再简要叙述一下与民工相似，但又有某种区别的两种用工形式，一是“副业工”，一是“农闲工”。其遭遇比民工略好一点，但其报酬与劳动付出，也同样显示出极大的反差。什么叫“副业工”呢？副业工，就是多少有点技能（如木匠、砌匠、石匠、铁匠等）的农村劳动力奉生产队指派，或经自己申请出去找事做，为生产队挣点现钱的活计。当时以从事搬运物资的居多。每人每月的收入一般在40元上下，但必须向所在生产队交30元，获取自己为养活家人所需要的劳动工分。这种劳动，除了避开在本队参加集体干活的大轰大嗡外，在外奔波一年，完成交队任务以后，自己所得甚微。再一种，就是“农闲工”。也就是在农闲季节，自己出外谋点营生的农民。其劳动内容和劳动收获，也和“副业工”差不多，不过就是受季节限制。一到农忙时，就要奉命赶回去从事农业劳动。
最后再说说“农民工”。如果说，农民是“城乡分割户籍制度”的产物，那么民工就是遭受无情的劳动价值榨取的产物，“农民工”则又是这两者结合的继续。
农民既然已经同农村、农业脱离关系了，而且又到城市就业、做工、谋生了许多年，何必又要把一个“工”字同“农民”二字长时间的、紧紧地绑在一起呢？如果说是因为出自农村的农民的特定条件，那么，有许多干部，还有领导干部，甚致国家领导人，也是出自农村的农民，其职务前面不是也应该戴上“农民”的“桂冠”么？
按理说，到了称“农民工”的年代，“农民”外出做“工”，由于免除了向所在地交钱以获取“工分”的境况以后，应当有所改善，但实际情况却不行。首先，在尚未找到事做时，就要交一笔办理“暂住证”的费用，找到事做以后，又要按所在地的政策缴纳不同种类的这费、那费。好不容易熬到一年到头，过春节回家同家人团聚时，无论火车、汽车，都要承担“春运”的大幅度涨价。
“农民工”的劳动内容，一般的是干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的，城市人不愿干或干不了的活儿，如井下、高空、尘浓的工种。平时受着老板指定工头儿的使唤，工做完了还要为讨要工钱付出许多额外的代价，这些都是世人皆知的事了。
不知道将来的文字学家或语言学家，在编写词书时，会不会把“农民工”一词收入进去。但只要这种称谓存在一天，这种现像保留一天，农民就很难得到普通公民平等的资格。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公有还是私有的经济或权力资本，就会千方百计的挤出农民兄弟身上的最后一滴水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