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作要考虑空间的功能性，即一定距离内的充分的感观效果。
电影是这样，戏剧、音乐、造型艺术……也是这样，都有这种要求。
我们的祖先、前辈很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把这种艺术上的技巧处理得层次分明。外国的行家里手对这门技巧也搞得很有经验。只可惜，有时候我们把它忘记了，或者是不够重视，使得我们的艺术做得很高明、很讲究，却用得不是地方，白费了力气，效果不好。
过去，故乡有一种叫做“歌会”，在野地和广场演出，上万人看，甚至还有周围几个县和边境以外的邻省的人赶来凑这个热闹。场面自然是很大，沸腾的艺术气氛是无与伦比的。在七月的大太阳下，台上台下一气呵成，从没有给人留下松场和稀落的记录。晚上，十来架高挂的“松明”照亮半边天，上万人颠簸在情感的海洋里，在沸腾、呼啸我一直在追溯它，是什么魔法魅力牵系着上万观众的心灵呢?
说透了，就叫做技巧．老辣的手段，一种艺术魅力，一种所向披靡的组织才能，一种艺术的战略思想。
在这种特定的场合，一切都变了。
你不单看见了艺术，而且雷霆似的指挥才能震撼着舞台上下和周围山谷。不管是演员或观众，你都身不由己，听从摆布。一种威势扣着人心，让你沉浸于浓稠的烈酒里…… ＇
歌唱的音调，高亢而不尽地延长。
动作，博大而沉重，缓慢而肯定。
伴奏和音乐衬景如无声的水随山移。忽然，奔放的合奏开始，那种撕裂似的愤怒和疯狂的欢乐，从一个极大的侧面又掀起观众另一种沉睡着的感情……乐器：鼓，是整张牛皮绷的；锣大如簸箕；钹大如箩筐；各种巨型唢呐，这一切配备、安排．加上山野习气的论生死，论道义，论爱情，论悲欢的激情故事……
再就是无尽无休的、缠绵的，有时甚至是凄厉的女声帮腔……
还有，太阳下的灿烂和火光中夜色的灿烂……
你完全可以以相信，这个成功不单只在以剧本身上，不单只在演员身上了。它一切措施只为这个“广场”，为了这个特定的空间的功能。他那本账，是连观众的情绪也算在里头的。
电影，可以说比生活更接近生活，从宏观到微观，它无处不在；从天涯到咫尺，从万人的集体到一滴睫毛上的泪珠。这意味着比正常眼睛更具有分析精微的能力。观众们无不感到那点精微，但是，组织电影的节奏、场面和语言，以及表演，采取的手法却是广场剧的、远古的、特定的传统夸张形式。唉！这个距离有多遥远啊！
在“文革”时期，我们的观众已很习惯于不需用开水就能吞服这种据说营养价值很高的药丸了。
音乐的发展也是如此。独奏、四重奏、室内乐、协秦到大交响乐和热烈的黑爵士乐，是客观历史发展的结果。这种发展，对历史来说，并非“代替”的形式，而是一个“丰富”的形式。成为历史文化的精髓，都是好的。但是“四人帮”时的生硬的搬弄、凑合，不问对象，不问条件……扯起喉咙就唱，却是最伤害传统，伤害生活，伤害时间，伤害观众的无效劳动。
在造型艺术上，“四人帮”给我们留下沉重的祸害，要很久很长的时间，我们才能缓得过气来。
“四人帮”统治下，人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概念里，不能认真搞业务，更谈不上艺术的精进，做一些艺术规律的探讨了。“四人帮”经营的“园艺”，只是贫瘠的文化沙漠上几块长了刺的仙人掌。
动不动就是“裴多菲俱乐部”。艺术专业人员凑在一起谈谈艺术，交流心得，都成为不正常的行为。心底的窒息自不必说，同时也出现不少艺术上的“沙威”、“埃果”和“哈盖”。
关上了艺术创作通向真正的生活、通向祖国传统和世界文化的窗子，隔绝了新鲜空气。把思想上最活跃的艺术创作和作家，锁在完全不用思想的奴隶船上，按照命令做着一种简单的动作，听一声锣，划一下桨。
对不起，因为有气，事情就说远了，还是回到正题上来——造型艺术的空间功能的研究，古已有之。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根据不同的场合、规模、估计得到的观赏人数，在画面设计上作了计划性的处理。
画面的整体设计、运动、节奏的组合布置，人物造型的统一，线条的运用，色彩的安排，一切目的集中在那个特定的场合能收到最大的效果。
事情往往如此，修养是有的，技巧是老辣的，工作是有经验的，可惜就是没有研究“场合”。
我们研究艺术，往往轻率地把一些还值得探讨的东西甩掉了。比如“手法”、“造型”……
“手法”、“造型”不仅仅是个个人风格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有关“空间功能”运用的问题。
在一间大厅、一个广场，艺术作品的造型和手法的高妙与否，对感观是在起着或高或低的效果的。一件艺术作品，制作的时候，近看可能很粗，但一摆在适当的距离，却是妙不可言。这种正反的例子非常容易找到。
想到这点子事，写出来当作引玉的破砖头，请大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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