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东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北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服。秦德昭昭，秦威烈烈。恩德所至，泽及牛马。
－－－琅琊石刻 （秦相李斯题）
秦国自商殃变法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奖励耕战“赏不遗匹夫，刑不避大夫，使天下之利系处于一孔”的基本国策。秦内修明政理以储军国之资，外开疆辟壤与列国争衡。秦国统治者运用严酷无情的法家思想以赏罚为二柄，彻底的动员了倾国之力，投入到战国时代规模宏大而惨烈的兼并战争中。自秦孝公起至秦统一天下的一百五十余年的时间里，被称为“虎狼之师”秦军与东方列国大小百余战，共计歼灭六国军队一百五十余万。在“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大战场上，冷血的秦人踏着六国之人的尸骨与鲜血走上了统一之路。
前237年秦王赢政亲政的这一年，被强秦连续折腾了一百余年的东方六国以无还手之力，各国弱势以成，天下合纵无望，而强秦独步天下随时便有泰山压顶之势。六ersonName ProductID="国">国ersonName>君主面临累卵之危，无论再怎样垂死挣扎也无法改变秦国所具有的压倒性优势了。秦国与各国总摊牌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对此，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李斯与韩非的授业恩师，战国晚期的大学者荀子就曾预言这个纷争了四百多年的天下，将在二十年之内统一。秦历代统治者奉行法家思想。对于人类本性的认识与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论不同，法家提出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君子不可信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人的本性就是趋利而避害。对大多数人而言，利大莫过于当官、发财、出名；害大莫过于伤身、伤财、伤命。所以君主应用赏罚为二柄，法（法度）、术（权术）、势（威势）相互为用，用法度来约束臣民，用权术来诱导臣民，用威势来震慑臣民。要禁事、禁言、更要禁其心，从而使百姓遵守法律则天下太平。法家认为“法者，国家之权衡也”在持法尺度上提出了慎赏重罚论，“赏在法之内，罚在法之外，赏一而罚九”因为，奖赏需要成本而惩罚则不需要成本，只要把刀磨快就行了。在强国之道方面，法家提出了实力论，“力众则人朝之，力寡则朝与人，故ersonName ProductID="明">明ersonName>君务力”为了强国法家又提出了轻民论：法家认为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老百姓只会考虑自身的利益，不会为国家长久的利益打算。谁掌握权力，老百姓就给谁歌功颂德，人民只是一群无知的群氓，故民心不可持，民意不可信，小民百姓只是推行国家霸权政策的工具与牺牲品而已。为了彻底的调动老百姓为国家利益服务，法家主张国家要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以赏罚为手段奖励耕战，为此要把老百姓其它所有生路都堵死，使“天下之利系处于一孔”。在整合天下方面，法家主张兼并论以攻杀去攻杀，以刑罚去刑罚。正是因为法家思想的根源来源于“人性本恶”的命题，所以法家对儒家的“以善劝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想嗤之以鼻，强烈主张以暴易暴，以恶治恶，以严刑峻法梳理天下。显而易见，最高统治者一旦以法家为圭臬，就必然更倾向于对人民使用暴力。
三经济层面 战国末期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各国在几百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中，已出现了南北交融、相互依存的趋势，这种文化经济上的一体化，为秦国统一天下创造了有利的社会基础。大乱之后必有大治，但秦王朝建立后，不顾广大的民众需要休养生息的根本意愿，穷兵黩武、滥用民力，罔顾民生，野蛮开发。修灵渠、治驰道、筑长城、造皇陵、建宫殿、征夫戍边、一系列劳役把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当时全国不过两千万人口，而从事劳役的青壮年男子多达五六百万之众，甚至于妇女都被摊派各种徭役，而大规模的工程与开疆拓土造成了大量的壮丁死亡，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处处是累累白骨。以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帻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民众“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
四战略战役层面 1、众所周知，秦王朝是对内高度镇压的政权。秦始皇在世之时为防止民众造反，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患于未然，除奸于未萌”的政治举措，尽收天下兵器，迁六国豪族于咸阳。秦始皇认为经过这番周密的防范，老百姓以被弱化，势分形散，自命难保，且手无寸铁对秦王朝已经构不成威胁了。
秦统治集团恐于“亡秦者，胡也。”的政治谶语，错误的判断形势，认为威胁秦朝安全的隐患在外不在内。为此，秦王朝组织了庞大的军力，对北方的匈奴与南方的百越，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之后，秦始皇令长子扶苏与大将蒙恬共同备边，将全国最精锐的军队编为两大重兵集团，分布与长城一线与南岭之地，而广大的日渐不稳的中原腹地却防备空虚，兵力上捉襟见肘。可见，秦最高统治者一方面对内疯狂镇压，一方面又轻视民众的力量，从而对国内危机视而不见，在军事部署上造成了外重内轻之势。且南北两大重兵集团，隔绝数千里，中间又无军事重镇可以凭借固守，战略上难以遥相呼应，极易被分割。另外，南岭驻军由于军粮供应时断时续，有时不得不就地取粮，故士卒多有不满，离心情绪越发浓重。且南部三郡（桂林、象郡、南海）远离秦统治中心，一旦军心有变，山高水远，难以控制。（按：关东叛乱后，秦王朝在南越地区的驻军，阻断道路，拒不奉调。秦朝两大重兵集团少了一个，就象是一只鳌的螃蟹使不上劲。）从此可见，军事上外重内轻之势、广大腹地兵力空虚，应是秦王朝在战略上极大的失误，以至于陈胜吴广率九百戍卒斩木为兵，揭竿而起，攻城夺地如入无人之地。各地民众刑杀秦吏，以响应陈胜吴广，内地的郡守县尉手中没有多少机动兵力，对地方上豪俊起事不能实施有效地镇压，自己反倒成了待宰的羔羊。秦王朝对内镇压不利，外强中干一旦暴露于天下，就会造成星火燎原之势，老百姓“人人与秦为怨，家家与秦为仇。”墙倒众人推，痛打落水狗，不到半年的时间，关东地区全面叛乱，形势以非秦王朝所能控制了得了。
2、陈胜吴广起义之初，秦统治集团内部倾轧，宦官赵高封锁消息，秦二世不相信这些愚民氓隶之徒，居然敢犯上作乱。秦最高统治者以劝谏为诽谤，掩耳盗铃、自欺欺人，错过了镇压起义的最佳时机，以至于周文的农民军攻至咸阳近郊的戏，秦廷上下惊慌失措，这时调长城一线的秦军主力回援，时间上也来不及了。要不是章邯献策，将骊山刑徒编发为军，以应燃眉之急，秦王朝恐怕提前三年寿终正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