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7-09
夏榆

我扳着手指头计算，现在五十三岁的人在1958年的时候才五六岁。也就是说，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随之而来的1960年的饥饿，在他们的记忆中已经是一个幻影或者传说而已。但是这些事情的确是不该忘记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1958年到1960年，由于饥饿，曾经造成大面积的死亡。
——《定西孤儿院纪事》作者 杨显惠
寻找饥饿的源头
“爷爷死了，身体摆在炕头。我们想把爷爷从炕头移到上炕，那里凉，是炕火到不了的地方。因为饥饿，我们抬不动爷爷。母亲、奶奶和我，都没有力气。我们就翻着轱辘，把爷爷从炕头翻到上炕……当年身陷饥荒的定西孤儿展金元这样跟杨显惠讲述他们在大饥饿的故事。当杨显惠转述这些惨烈故事的时候，老泪洇出眼眶，在杨显惠粗粝的面孔爬动，他的嘴唇哆嗦，年届六十岁的西北汉子像小孩一样抽泣。
杨显惠见到展金元是在2004年，他是饮马农场的农工，就是杨显惠兼职副场长的地方。
如果不是杨显惠到来，这些往事可能就死在展金元的记忆里了。杨显惠一次一次引导他讲述死去的亲人。他们喝着酒，在清冷的夜晚，杨显惠用一个本子，把他们讲述的内容记录下来。在讲述的时候，杨显惠和展金元经常泪流满面。
展金元的姑父原来是这个地方大队的副队长，姑姑和姑父每人一天有半斤救济粮。他和奶奶就吃这个救济粮，吃了五六天，不行了，都不够吃，大家都挨饿。姑父就跟姑姑说，公社成立了孤儿院，叫儿童福利院，没有大人照看的孩子可以送到那儿去，他说我想把展金元送到孤儿院去。
姑姑背地里跟奶奶说这个事，展金元听见了。第二天早上他爬起来自己走到孤儿院。展金元活下来了，奶奶也活下来了。那时候展金元12岁。
杨显惠在《定西孤儿院纪事》中寻找当年饥荒和灾难的源头，在1958年到1960年担任甘肃通渭县县委书记的人名叫席道轮，杨显惠费尽周折寻找这个人。但是最初通渭县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席道轮曾找地委书记反映情况。地委书记训斥他说：“你跟我说这些事干什么？你们是大跃进时期的先进县，这个旗帜不能倒。”席道轮不敢再说了，连夜又返回县里。2002年，杨显惠问席道轮：“当年饿死人的问题你有多大的责任？”
席道轮说：“我是有责任，可是这个责任不能全怪我，我是根据上面的指示把粮食集中起来保管。作为县委书记，当初出现饥荒时我想挽救，但是无能为力。”
“饥荒的发生实际上是生产关系遭到破坏产生的恶果。大跃进，人民公社，彻底摧毁了几千年来中国农业自然经济的形态，全国解放以后，搞农业合作化，把农民的土地都收起来集中。每年的农业都在减产，一年比一年产量降低，可是我们的公社大队书记，或者县里，再往省里，往地区，往县上，一级一级上报产量的时候越来越高，到了大跃进的时候，各地都在‘放卫星’。”
“这段饥饿的历史不应该被回避”
1958年到1960年，定西人因为饥饿，没有食物吃，村里的人就剥树皮吃。一个村一个村的，如果哪儿有一片榆树林，很快榆树皮就被剥光，白花花一片。最严重的时候，杨树的树皮，杏树的树皮都被剥了吃。树皮没得吃了，就吃谷糠，就是谷子椿下来的皮，放在锅里炒，炒完以后在石磨上磨，磨得更细一点，打糊糊喝。
在靠近兰州的地方有个靖远县，因为办过农场，有几孔窑洞，窑洞不是在山上挖的窑洞，是拿土坯垒起来的拱形的窑洞，当地就利用这些窑洞又办起一个大龄孤儿院，那些十三四岁以上的孩子，被弄到这个孤儿院里，在这个地方种地，开荒，在这里生活。长大了就在这儿成家立业。小的那些孩子就全部集中到定西孤儿院。到了知青上山下乡的时候，那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就回到农村去，从哪个村来回哪个村去，给他们的身份是知识青年。还有一些就是刚进孤儿院的时候才一岁两岁，到了1969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刚十一二岁，不能上山下乡，这样的人数少一些，他们被弄到一个工厂里，作为学徒工使用。实际上由政府给这个厂里拨款，厂里代养那些孤儿。
孤儿院就是为了大饥荒的遗孤设立的。到1975年的时候，那些最小的遗孤也已经十四五岁了，孤儿院就这么结束了。
以怎样的方式铭记饥荒和灾难
自2002年起，杨显惠用了三年的时间走访问当年大饥荒中幸存下来的遗孤。包括当年孤儿院的领导，孤儿院的老师，某些遗孤的家长约150人。对定西孤儿的采访每年需要花费两2．5万元，最初三年，作协补助1万元，其余都是自己支付。后来获得朋友的赞助，一位热爱杨显惠小说的生意人在三四年间，每年给杨显惠2万元支持他的采访写作计划。
《定西孤儿院纪事》的篇章最初由《上海文学》杂志从2004年第一期开始到2006年第六期连载发表。
2007年3月，《定西孤儿院纪事》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2篇，其中的《黑石头》讲述两个母亲关于饥饿的痛苦的故事。《老大难》写一个母亲在饿死人的日子，母亲狠心地撇下儿子，带着女儿改嫁；《姐姐》写一对冻饿交加的姐弟，在趁人之危的牧羊人家借宿，倔强的姐姐为了保住弟弟这棵家里独苗苗的命，被迫献出自己的身体。
《定西孤儿院纪事》的发表受到读书界的瞩目。批评家卲燕君评述说：“通过在大饥荒中幸存的遗孤们的叙述，将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面前。这些以细节构成的个人故事，使那场灾难变得具体可感，逼迫活下去的人们不得不面对、反思。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以纪实的态度，文学的形式直面书写这段‘大饥荒’历史的，这应该算第一次。”
《上海文学》杂志主编、文学批评家陈思和先生在评介《定西孤儿院纪事》时说：我在主编《上海文学》的三年中，最难忘的事情就是连续二年半的时间（2004年第一期到2006年第六期）刊载杨显惠发表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大约是每个月的中旬，我在灯下展开文稿，一字一字校对的时候，我就会被那些朴素的故事与干硬的语句所震动，一种揪心的痛隐隐发作，像是上了瘾一样。每个月我都期待着，期待着这一分大仁爱和大感动。
“我愿意把它称作为信史，称作为纪录文学。随着历史的推移，许多把肉麻当有趣的文坛泡沫都会销声匿迹，但这样的文字，将会永久地留传下去。”

　

　爷爷死了。身体摆在炕头．我们想把爷爷从炕头移到上炕，那里凉，是炕火到不了的地方。我们抬不动爷爷, 母亲、奶奶和我都没有力气。我们就翻着轱辘，把爷爷从炕头翻到上炕。
爷爷死了几个月都抬不出去，家里人都没有力气。因为饥饿，家里接连死人．死一个，翻着轱辘滚到爷爷跟前靠住爷爷，再死一个再靠上。
过几天父亲也死了。父亲靠住爷爷放在上炕。妹妹死了，妹妹靠住父亲。小妹又死了，小妹靠住大妹放着。到后来家里的死人摆不下，我们想再挤一挤，把上坑的爷爷再翻一翻。一翻，爷爷后背的骨头就炸开，骨头戳破腐烂的皮肉爆出来。
当年身陷饥荒的定西孤儿展金元，就这样跟作家杨显惠讲述他们在大饥馑的故事。转述这些惨烈故事的时候．杨显惠因为哽咽几次讲不下去。
两眼潮红，老泪洇出眼眶，在杨显惠租粝的面孔爬动，他的嘴唇哆嗦，年届60岁的西北汉子象小孩一样抽泣。
世道的饥荒，人心的灾难
见到展金元是在2004年。他是饮马农场的农工，杨显惠后来在这里做兼职副场长。如果不是杨显惠的到来，这些往事可能就死在展金元的记忆里了。他不愿意回想这些往事，回忆让他痛苦，备感煎熬。但是杨显惠一次一次引导他讲述死去的亲人。他们喝着酒，在清冷的夜晚，杨显惠用—个本子，把他们讲述的内容记录下来，在讲述的时候，杨显惠和展金元经常泪流满面。
展金元当时是家里最大的男孩。最小的妹妹死了，母亲把妹妹抱出去，用豌豆草把小妹裹好。定西地区有风俗，小孩死了不能埋，要扔到山沟里，不能埋入地下。母亲把小妹抱到村外，用豌豆草裹好，点着火烧。小姝的身体被烧得黑乎乎的。展金元想上前去看，母亲不让去。屉金元站在远处看着母亲把妹妹烧完．
把妹妹烧了，母亲躺在家里，两三天不起床，不吃不喝。奶奶烧野菜汤给母亲。母亲也喝不下。过了几天母亲起炕了，母亲跟奶奶说，我要出去要饭去。要是能要上饭，我回来救你们。母亲走的时候说十天半月就回来，结果过了15天没有回来，以后也再没回。
这时候，展金元和奶奶已经无法下炕了，因为下了炕就爬不上来。
天冷了，想往火炕烧点柴草都不可能。在寒冬的时候，奶奶就抱着展金元在炕上围着棉絮坐着。
“那时候你想什么？”杨显惠问展金元。
“那时候就想，马上就要饿死了，不饿死也得冻死了。“
就在那天有人敲门，门被推开，进来一个男人。这个男人问，你们是姓展对吗?奶奶就说是。他就说他是哪个村的，在那个村里有一女的叫什么名字，是你姑娘。奶奶说是我姑娘，嫁到那个村子了。男人说，你姑娘托我来看看你们家人还活着没有。男人说我给你们把炕烧上吧，那个人就拽来柴草给他们烧炕。他从口袋里拿出两个白面烙饼，给展金元和奶奶吃。
奶奶就问，你是哪里的啊？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男人就说他是哪个村的，说他是一个村的干部，检查工作到你姑娘那个村去了。你姑娘家里面的人都饿死了，就剩她一个，我把她领到我家，他现在和我一块儿过日子，我家里的人也都饿死了。你姑娘到我家以后，说姓老家是哪个村．父母在什么地方她让我来看看家里还有人没有。
奶奶一听，这实际是她的姑爷了。那个人给他们烧炕，烧热水，给他们面饼子吃。炕烧热了就冻下死，有面饼子吃就饿不死。
第二天，姑爷想把他们带走。下炕以后展金元和奶奶都站不起来，他们从房子里面爬着出去。爬过台阶，爬出院子，爬到大门口。展金元说，我站起来了，奶奶站不起来，趴在地下爬。但我走几步就不行，栽倒，又爬着走，爬几步又站起来再走。就这样走。奶奶一直在地下爬。到姑父家大概有20里山路，要顺着山林走，不爬坡不下坡。就这样走，奶奶爬不动，姑父就背着回他们家。
展金元活下来了，奶奶也活下来，那一年展金元12岁。
寻找饥荒和灾难的源头
“这段历史不应该湮设，不应该被回避。”
杨显惠说：“据史料记载，当年的大饥荒。在四川就饿死1000万人，安徽饿死400万人，河南饿死380万人，甘肃饿死100万人。但是1958年到1960年，不敢说全国如何，甘肃的农村是风调雨顺的3年，就是这3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
杨显惠寻找当年饥荒和灾难的源头，寻找当年的决策人和领导者。在1958年到1960年担任通渭县县委书记的人名叫席道轮，杨显惠费尽周折寻找这个人。
“我知道这个人还活着，但开始跟人大主任说要找席道轮，人大主任说死掉了。到了通渭县，我找到1958年给这个县委书记当过通讯员的人。他给了我席道轮的电话。见到当年的县委书记。他也不回避。他说饿死人的事是客观存在。”
但是最初通渭县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席道轮找地委书记反映情况的时候，地委书记训斥他说："你跟我说这些事干什么?你们是大跃进时期的先进县，这面旗帜不能倒。”席道轮不敢再说了。连夜又返回县里。
2002年，杨显惠问席道轮：“当年饿死人的问题你有多大的责任？”席道轮说：“我是有责任。可是这个责任不能全怪我，我是根据上面的指示把粮食集中起来保管。作为县委书记，当初出现饥荒时我想挽救，但是无能为力。县委书记的权力似乎很大，实际上什么权都没有。连给农民一斤粮食的权力都没有。因为粮食一收上来就成国家的了，你没有权力把它发下去。”
按上级的指示，队里打下的粮食要保管到大队，保管到公社，可是当老百姓没有粮食吃，要把这些粮食发给农民的时候，这个时候县委书记就没有权力了，上级不让发粮给农民。
“饥荒的发生实际上是生产关系遭到破坏产生的恶果。大跃进、人民公社，彻底摧毁了几千年来中国农业自然经济的形态，全国解放以后，搞农业合作化，以前农民是一家一户种地。现在把他的土地都收起来集中，他不是这个土主人了，在劳动的时候，他成了雇工，他没有作为主人在他那几亩地上千活时候的责任心。”
“合作化以后的农业生产关系遭到的破坏更严重：农民的主人公身份变成雇工形式。他劳动的时候，人到地里面干活，出人不出力。每年的农业都在减产，一年比一年产量降低，可是我们的公社大队书记，或者县里， 在往省里，往地区，往县上，一级一级上报产量的时候越来越高。到了大跃进的时候，各地都在放卫星。实际上的产量是，本来一亩地在自然状态下能打一百斤粮食，这时候可能产量已经降到四五十斤了，只能打一半粮，可是上报的时候，他可能报到两千斤。既然报了一亩地两千斤，上面就让你交公粮。你报一亩地两千斤，这个村子有1000亩地，你就要按照每亩地两千斤的产量交公粮。
“1959年，到了人民公社化以后，国家征购农民的余粮已经成了强制性的政策。农民把地里生产的所有粮食都上交，也完不成任务。农民收庄稼的时候他还能在地里偷回去一点粮食，这几天他们还能吃上粮食。等打粮食的时候，工作组就坐在麦场上看着你打粮，打完粮装起来运走，不给社员分粮，也不给食堂分粮，打下的粮食全部交公，收完庄稼农民就开始饿肚子。”杨显惠说。
以怎样的方式铭记饥荒和灾难
1956年到1960年，定西人就象生活在地狱里。因为饥饿。没有食物吃。村里的人就剥树皮吃。一个村一个村的，如果哪儿有一片榆树林，很快榆树皮就被剥光，白花花一片。最严重的时候，杨树的树皮，杏树的树皮都被剥了吃。
树皮没得吃了，就吃谷糠，就是谷子椿下来的皮，放在锅里炒，炒完以后在石磨上磨，磨得更细一点，打糊糊喝。还有荞麦皮也吃，做枕头用的荞麦皮。这个东西很硬，这种东西怎么能吃呢？村民们拿火烧，放在锅里炒，炒焦了炒酥了，然后磨碎，不然荞麦皮那个小硬片就跟鱼鳞一样，石磨都弄不碎它，必须炒焦了炒糊了，脆了才能磨成灰。
拿这个荞麦皮打糊糊喝的时候怎么打？锅里烧着水，水开了，把这些灰倒进去，搅、搅、搅，你不搅它和水融不到一块儿，然后搅成一锅糊糊。人就喝这个。荞麦皮吃完了，还有麦糠，也是把它炒糊了，捣碎了或者是磨碎了。捣碎了就是拿那个石臼，定西那边叫石窝．在石窝里捣碎了，打成糊糊喝。人老喝麦糠糊糊，人身上就会长出牛皮癣一样的东西，一抠就流黄水，这些事情定西的孩子们都经历过。
在定西地区，当年饥荒量严重的县叫通渭县。椐《通渭县志》记载，通渭县最初28万人口，灾难之后剩18万，饿死7万人，逃亡出去3万人。
有很多村庄，50户人家，300口人，灾难过去只剩下一半。活下来的这些人里，很多都是吃人肉活下来的。
2000年，杨显惠决定写一部关于定西大饥荒的书。他回到曾经插过队务过农的农场－位于玉门镇的饮马农场。到农场去跟人聊天。请当
年在大饥荒中幸存下来的遗孤吃饭、喝酒，在农场的餐厅里，让他们几十个人在一块儿聊，喝酒。一顿饭花一千多块钱。
在县志上登记造册的大饥荒中的遗孤写的是1200名。定西县办了一个儿童福利院，任务就是把通渭县的孤儿接到儿童福利院养起来。但实际上只接了二三百人。当时没条件，房子，被褥，服务员，阿姨，都是临时凑的，接了两三百人就不敢再接了。各公社也建有孤儿院，有的叫孤儿院，有的叫幼儿院，把那些孤儿养起来。这些孤儿被收养起来以后，地区政府就动员干部和老百姓抱养这些孤儿。
自2002年起，杨显惠用了3年的时间走访当年大饥荒中幸存下来的遣孤。包括当年孤儿院的领导，孤儿院的老师。某些遗孤的家长约1 50人。对定西孤儿的采访每年需要花费2.5万元。最初3年，作协补助1万元，其余都是自己支付。后来获得朋友的赞助，一位热爱杨显惠小说的生意人在三四年间，每年给杨显惠2万元支持他的采访写作计划。
《定西孤儿院纪事》的篇章最初由《上海文学》杂志从2004年第1期开始到2006年第六期连载发表。
2007年3月，《定西孤儿院纪事》由《花城》出版社编辑出版，全书共22篇。其中的《黑石头》讲述两个母亲的故事，一个为了孩子有资格进孤儿院，在政府已经开始发放少量救济粮有望活命的时候，活活勒死自己。一个为了自己活命，将亲生孩子的尸体煮了吃，最后活到90岁。
《老大难》写一个母亲在饿死人的日子，母亲狠心地撇下儿子，带着女儿改嫁；《姐姐》写一对冻饿交加的姐弟，在乘人之危的牧羊人家借宿，倔强的姐姐为了保住弟弟这棵家里独苗苗的命，被迫献出自己的身体。
就像当年杨显惠纪录“右派”苦难的《夹边沟纪事》所引起的关注一样，《定西孤儿院纪事》的发表受到读书界的瞩目，文学批评家邵燕君评述《定西孤儿院纪事》时说：“通过在大饥荒中幸存的遗孤们的叙述，将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面前。这些以细节构成的个人故事，使那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变得具体可感，逼迫活下去的人们不得不面对、反思。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以纪实的态度，文学的形式直面书写这段“大饥荒”历史的，这应该算第一次”
《上海文学》杂志主编，文学批评家陈思和先生在评介《定西孤儿院纪事》时说：“我厚意把它称为信史，称为纪录文学。随着历史的推移，许多把肉麻当有趣的文坛泡沫都会销声匿迹，但这样的文字，将会永久地留传下去。”

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