眺望巴黎——杜小真女士访谈录

学 人 简 介 杜小真(女)。1946年生，福建人。 原为外语学校法语教师。1977年起开始从事法国现代哲学的研究。1980——1982年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主要研究方向为萨特存在主义及法国当代哲学。曾发表论文多篇。译著有《西西弗的神话》、《火的精神性分析》、《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在期待之中》等，专著有《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并任《存在与虚无》中译本总审校。 现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 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和杜小真老师相约在外哲所做一次采访，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点，采访便在外哲所的图书室进行。置身于温暖如春的图书室，身前身后是一排排油墨飘香的书架，听杜老师畅谈法国哲学，倒也别有一份情趣。〗 问：杜老师，首先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学术历程。 答：我原来是 学语言的。1965年法国和中国建交，两国互相交换留学生，我当时高中刚毕业，正巧赶上这个机会，就去了法国。我从小喜欢文学，但对哲学并不了解，由于当时政治工作抓得很紧，所以留法期间除了学习法语和政治外，根本没有任何自由的时间让我们去了解法国文化，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我们从未听说过萨特这个名字，尽管当时他在法国知识界正如日中天。两年后回国，不久我就去了农场，后来调到北京外语学校教了8年法语。1978年，北大外哲所需要一个懂法语的老师，种种机缘巧合之下，我就来到了北大。当然在此之前，我也曾经接触过哲学，比如在文革期间曾看过徐（？）译的《辩证理性批判》，不过要说真正开始研究法国哲学还是在1980年再度赴法之后，这一次我先在“欧洲中心”文明系，后到巴黎大学哲学系进修了两年，对萨特存在主义以及法国哲学开始系统地研究。 问：您对女性搞哲学有什么看法。 答：我并不十分欣赏某些女权主义者的做法，男性和女性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应该各得其所各司其职，比如在语言、文学方面女性较有天赋，而哲学则不同，可能男性更适于这项工作。 问：法国哲学传统和德国哲学传统以及英美传统有很大的差别，请问您怎么看法国哲学。 答：和德国、英美哲学强调规范化、技术性不同，法国哲学感性的东西较多，与其他学科的联系非常多。就社会影响看，法国人更倾向于那些个性张扬、思想鲜明，对现实社会介入较多的知识分子，而那些纯粹书斋 式的学者则不太受欢迎。这一点和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有些类似，都是自由知识分子和左倾知识分子领尽风骚。我想这和法国民族的特性不无关系，他们崇尚自由，尊重个体存在的独立性。打个比方，同时给福柯写传记，在材料的选择上，美国 人就总是刻意对福柯患艾滋病大加渲染，赋予许多意义，而法国人则对此作法很反感，认为患艾滋病是福柯的私事，和学术研究毫无关系，换言之，这只是一个事实判断，丝毫不具有价值判断的维度在内。 这里谈到福柯，我想多说一点。福柯是一位很有争议的哲学家。象他这样30年代出生、二战后崭露头脚的许多哲学家都有类似经历，如德里达，加谬， 波迪约，他们都是外省人，有的则生在法属殖民地，法国人称之为“黑脚”，因此当他们成年之后进入巴称黎知识圈，始终有“异乡人”的感觉，这一点和萨特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恰恰相反。福柯的身份尤为特殊，他不仅是外省人，而且是犹太人，再加上生性孤僻，人缘很差，因此在他身上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矛盾，一方面他很内向，另一方面又补偿式地追求外在性，以其独有的方式对社会和人生发言。 问：听说福柯曾和萨特有过接触。 答：不错，在60年代，福柯曾经和萨特等人一块并肩做战，参与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活动。但是基本而言他们属于两代人。福柯曾不无嘲讽得称萨特为“最后一个哲学家”，因为在他看来萨特是最后一个试图用自己的思想去改造世界，拯救民众的哲学家，身为“怀疑的一代”，师承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这三位怀疑大师的衣钵，福柯这一代的知识分子经过对整个时代文化的思考之后，得出了这个结论：知识分子是社会进程的旁观者，而不是所谓的先知圣人，告诉民众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福柯是一个对自明性和普遍性进行无情解构的知识分子，他关注的是分散性和特殊性，他不断启发读者对现成的东西提出疑问，却不刻意追求一个现成的答案。在他眼里，只有批判的自由、求知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正如杜梅泽尔所说的，有许多个福柯。曾经有人试图以反主体性、反历史主义、反司法、反监狱、反科学主义种种头衔冠之，但我认为都有失偏颇，也许称他为当代最伟大的 怀疑论者之一较为合适。 问：八十年代初中国曾经出现过所谓的“萨特热”，作为存在主义的研究者，您怎么评价萨特及其存在主义? 答：萨特现象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萨特其人，无论生前身后，国内国外，其学说所及之处都会掀起一阵思想狂潮，甚至一度蒙上偶像的光环。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一下，就会发现萨特并非如此完美：论哲学的成就他不如梅洛·庞蒂，海德格尔；论文学的成就他不如加谬；至于科学，他更是一窍不通。可是萨特就是有如此之大的魅力，以至于在50年代他和雷蒙·阿隆辩论时，有人公然宣称：“宁可跟着萨特错，也不跟着阿隆对。”当然社会评价的高低有时并不能代表这个人本身理论的正误，比如萨特和加 缪在50年代的那段公案，今天看来还是加谬说的较对，加谬唯一的错误就是话早说了30年。 至于80年代在中国掀起的“萨特热”，我想主要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一来文革刚刚结束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思想冲击，二来当时的西方译著少，选择 余地不大。其实80年代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在法国和欧洲已不是主流哲学，虽然在巴黎大学仍有解读《存在与虚无》的课程，但只是将其做为一种曾经有过的学术思想加以研究。我本人在20年前读存在主义论著时，也总能在其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颇有“ 与我心有戚戚焉”的欣喜，时过境迁，现在我更偏爱海德格尔、梅洛、庞蒂这些理论感稍强的哲学家。 问：您以80年代译著萨特、加谬这些无神论存在主义者的著作，到最近翻译薇依的《在期待之中》，是否象征了您研究方向和思想历程的转变。 答：我只是被薇依伟大的人格给吸引了。这是一位信仰与言行一 致的非凡女性，她出生富裕，但为了信仰不惜抛却一切，终生过着一种俭朴的生活，这不能不说是天性使然。薇依34岁去世，死于营养不良。至于宗教，以表面上看法国知识界一直是很激进的，但从根本上说法国是比较保守的国家，天主教的影响很大，而且法国人普遍都有浓厚的宗教气息。纵观西方哲学史，有许多大 学问家最后的归宿都是神学，当然这是智者的宗教，与迷信和盲从有本质的区别。我个人认为有一点宗教气质对社会和个人都有好处。 问：最后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巴黎高等师范院校，并且做为一个北大人，您眼中的北大是怎么一个形象? 答：巴黎高师是法国最好的大学，20世纪几乎所有有名的法国哲学家都毕业于该校。首先 这所学校的生源非常好，要想进入巴黎高师必须首先攻读大学预科，然后通过全国会考，只有成绩合格者，方被正式录取。一经录取，身为巴黎高师的学生无论在社会地位和政府津贴上都享有极高的待遇，当然同时他们也被寄予极高的期望。高师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必须出类拔萃，事实上在他们中间，也出现了相当多成绩斐然的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 至于北大，我举个例子，有一回一个法国客人来访，他问我北大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大学，我打了个比方说，北大就是中国的巴黎高师。当然这不仅是我个人良好的愿望，我更期望这是一个并不遥远的事实。

青云兄